我把新的工作安排、公开身份和生活边界重新整理成一张表，贴在桌边。
陆沉舟的行程不再出现在我的待办里。
合作方的邮件由我自己回复，公开材料由我自己核对，和他有关的部分单独列出，不再默认由我处理。
他发来消息时，我正在确认下周的交接时间。
“想和你见面，谈资料和后续工作。”
我没有马上答应，只回了一句：“目的、时间、地点，先写清楚。”
几分钟后，他把安排发了过来。
没有“回家再说”，也没有一句“我是你丈夫”。
他写了见面只为交接修复资料和剩余事项，时间四十分钟，地点由我决定。
我把地点改在公开的工作空间，时间往后延了一天。
他回复：“可以。”
见面当天，他提前到了，却没有走进我所在的区域，只把文件袋交给前台，留下自己的姓名和联系电话。
前台把信息转给我：“陆先生说等你的回复。”
我低头看着那行字，没有立刻下楼。
以前他不需要等。
我的门、我的时间、我的工作，都默认对他开放。
现在他连进来都要先说明目的。
我让前台把文件袋送上来，没有让他进门。
里面是被隐去姓名的旧资料、公开说明的执行回执，以及一份仍未完成的偿债清单。
陆沉舟在最后写明：后续公开修复、资料更正和合作方沟通，由他继续承担。
我看完，把资料放到一边，直到约定时间结束，才发消息：“资料收到。
今天不见。”
他没有追问，只回：“好。”
第二天，他又提出参加一次我的工作交接。
我看了他的安排，直接拒绝：“不合适。
交接由我自己完成。”
他回复得很慢，最后只有一句：“我知道了。”
我把手机放下，继续处理手里的文件。
陆沉舟没有再用丈夫的身份要求我开门，也没有把等待写成他对我的迁就。
他把修复资料按我规定的方式送来，把被隐去的内容一项项归还，却没有因此获得进入我生活的资格。
一周后，他在门口留下一个小盒子。
我没有打开，只看见里面露出那枚家族胸针的边角。
他附了一张纸：资料已经全部按核对版本归还。
胸针等你决定是否收回。
我把纸折好，连同盒子一起放进待处理的文件夹。
陆沉舟的名字从我的默认行程里消失了。
他仍然可以提出申请，可以等待回复，也可以继续完成那些本该由他承担的事。
但我没有告诉他什么时候可以见面，也没有宣布以后会不会让他回来。
我只确认了一件事：他曾经以为自己拥有进入我生活的默认资格，而现在，他必须先得到允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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